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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昌碑刻:石頭上的隱秘史書

    2023-07-31 14:02 保山日報

    ●透過保山得以保存下來的記載名人家世生平、表彰名宦顯臣、發展教育、反映社會治理的碑刻,在青石間行云流水的草書、端莊秀麗的楷書間,觸摸保山的歷史脈搏。

    隆陽區自古盛產青石,在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明進程中,碑刻作品在隆陽區境內分布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是歷代史籍的重要補充和實物證據。其中獲皇帝御賜的碑有《重建永昌府敕諭碑》《欽賜張昺敕諭碑》《翰林院待詔萬綸誥封碑》等;較有文學價值的碑有明宋氏的《郵亭詩》及霽虹橋畔的摩崖石刻等。但由于年代久遠,保護不易,流傳至今的碑刻作品自然損壞的很多。

    太保山碑林

    留存的永昌碑刻立碑人多是名臣名士,從碑文看,大都文辭優美,書體高雅,制作精巧,體現歷史風貌;從歷史學意義上看,碑刻蘊含著大量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禮制、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是一塊塊活著的史書。

    太保山碑林,一段永昌史的縮影

    在太保公園武侯祠背后,有一個僻靜的院落,這里保存有明代至清代保山的一些重要碑刻。其中,通高238厘米,被列為云南十大重要碑刻之一的明代胡志碑刻,就靜靜矗立在翁仲龜座上。

    《大明故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僉事胡公神道碑銘》刻于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由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安成時撰,奉訓大夫錢塘汪容書,榮祿大夫鳳陽郭登篆。碑為青石,1300余字的碑文記載了永昌名宦胡琛之子胡志的家世生平,及胡志隨王驥征戰麓川,治理金齒的業績。該碑被《云南古代史略》列為云南十大名碑之一。

    隆陽區文管所工作人員介紹,相比其父胡琛的墓碑,胡志的墓碑規格更大,是隆陽區現存古代碑版中體積最大、敘事最詳、內容最豐富的一塊,也是對胡氏家世事跡介紹最全面、最翔實的歷史資料。

    云南十大名碑之一胡志碑刻

    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游歷到保山的大旅行家徐霞客,看到遭到破壞的胡家墳,他被幾尊立于荒草間高大的動物石雕所震撼。為此,他把這戶永昌知名家族的概況寫進了游記里:“永昌,故郡也,胡氏時改為司,獨專其地。”短短幾字,道出了胡家在明代保山的地位。

    仔細研讀碑文:“平居高城深隍,織器械,廣儲積,不已無事少懈。”可以看出,胡志不僅驍勇善戰,還很具憂患意識,用比較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懂得“深挖洞,廣積糧。”畢竟當時戰事頻發,作為鎮守邊關的最高指揮官,保境安民是主要責任。再往下看,武將出身的胡志并非只懂打仗,他還興辦學校、崇尚禮儀、尊賢下士、革除陋習,頗有建樹,碑文內容對了解當時永昌地區的社會發展情況有很大幫助。

    古時永昌名人的命運與王朝的興衰緊密相連,得以保存下來的碑刻里,藏著家族史,也藏著永昌史。以明代碑刻為例,從云南都指揮僉事胡琛、胡志,到永昌第一進士文澍的父母,以及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志淳、兩廣按察使邵惟忠等,無不以“青石留名”,致使保山碑銘石刻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這些碑刻,形制高大厚實,制作工藝精湛,書法藝術高超,文字流利暢達,富有中原特色的金石文化在邊地永昌,通過這些石刻得到了較為完美的體現,在具有較高史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同時,也為研究保山歷史、文化教育和社會變遷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儒學碑刻,文教興盛的見證

    蘭津古渡摩崖石刻

    明代,隨著大量移民和因政治原因被貶或發配邊地(今保山)人員的增加,中原文明隨之涌入。這些沿著古道,翻越博南山,渡過蘭津古渡的人,多屬因中央政權在云南建衛所、設軍屯的中原人。這些衛所官兵子弟的教育,自然成了問題。為此,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朝廷詔立軍衛皆立學,正統十年(1445年)又批準云南金齒設立金齒司儒學,對官兵子弟進行儒家經史詩賦教育。正統十一年(1446年)五月,金齒司開始在黌宮(今隆陽區一中)新建廟學,《永昌府志》及《永昌府征文》中記載的《新建金齒司學宮記》碑文,就詳細記載了廟學興建的原因、經過及落成后的辦學規模,成了后世了解當時教育發展的重要史料之一。

    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古代保山,辦學之風隨時間的推移而沒有停下??滴跄┠?,民間樹碑立傳之風漸漸再起。至道光、光緒年間,形成了保山碑銘石刻作品的又一高峰時期,其中,反映保山教育事業發展的《永保書院碑記》,就記載了永保書院由馬里街遷至仁壽門錢局廢址,后又遷到舊總鎮署地的經過及書院重建后的規模和辦學情況,是保山書院教育的重要史料之一。碑文記載“入學之日,多士云集,燈火星明,書聲瑯答。”寥寥數字就可看到,當時保山在興文教,建書院中所取得的成效。

    實驗小學孔子先賢像

    現存于隆陽區辛街鄉糧管所的《演戲碑序》,是一塊反映清道光年間,辛街大茨坪南岳廟演戲經過及購地建房情況的碑刻。碑通高187厘米,刻于清道光十年,當時,為了使廟會演戲得到持續開展,陳官屯到漢莊、汪官營、上沙河等53個村的村民自發集資捐款給廟會,除做演戲費用外,還購地建房。該碑是反映清代地方民間文化活動情況和社會發展狀況的重要歷史資料。

    在現存反映清代民間文化活動開展情況的碑刻中,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很多時候都是以修建廟宇、開展廟會等形式來促進官方和民間文化活動的開展,因此,在記載廟會概況和廟宇修繕的碑文署名中,官方身份并不少見。在《重修永昌東岳廟記》碑刻中,當時的永昌知府陳廷焴就撰文,刻碑立于東岳廟內。碑文記敘了歷代在東岳廟舉行迎神送神廟會,朝夕朝拜祈禱的盛況,對后世了解保山自然宗教發展歷史及與中原文化的密切聯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除此,刻于嘉慶十九年的《新建打漁村玉皇閣碑記》,也是由當時的知縣水其沂撰文,不難看出當時政府官員很重視促進民間文化活動開展和交流。

    民生碑刻,社會治理的發展史

    如果沒有看到《種松碑記》這塊反映古代保山環境保護的碑刻,后世很少有人會知道,中華民族對綠水青山的重要性自古就有根深蒂固的認識。古跡尋訪中的一些碑刻,讓我們觸摸到了關乎社會民生的片段。

    由于各朝開山采石,挖沙不斷,森林破壞較為突出,特別到了清朝后期,毀壞更為嚴重。為解決這一問題,清末良吏永昌知府宋湘發出告示勸民種樹,并勒石刻碑。如今保存在保山市文管所的《種松碑記》,就記錄了宋湘的治理方針。碑文曰:“照得樹木之利,人人共知,柴薪之貴,家家所苦,此不待煩言者也……凡有踐踏偷砍他人樹木者,損一罰十,違者鳴官究治……”并在民約后附告示全文。碑文成了后人了解清道光年間,永昌林業發展和保護生態平衡的重要史料之一。

    清代的永昌,不僅地方官員非常重視環境保護,社會名士也積極捐款,參與環境治理。其中,存于太保山碑林的《太保山種樹小引》,就記述了永昌名士捐款給寺僧普慶,在太保山種植松樹和榕樹,以培護水源的經過。

    騰沖寶峰山石刻

    反映地方官員為保境安民,避免糾紛而發布的一些關于社會治理的公文或布告,是現存碑刻里的民生痕跡。清道光二年,作為進入騰越重要驛路的塘子寨驛站(今潞江鎮芒棒村),時常有不法之徒在路途中勒索馬夫錢財,影響驛路的正常開展。為此,永昌府知府宋湘發布告示,并刻《永昌府潞江塘子寨驛站告示碑》,嚴禁軍民士庶騷擾塘子寨驛站,以此保證驛路暢通。

    乾隆年間所立的《大海碑記》,看似是規定海水輪放的村規民約,但卻是當時官府為保證地方穩定,對村民發布的具有法律性的“廣而告之”。此碑現存于保山前大海子東堤水管所內,作為一塊見證當時水利設施使用管理法規性的碑文,它呼吁民眾“庶人心平而水利均,照班分放大海水”,有效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從《保山名勝古跡》《隆陽碑銘石刻》整理的有關保山碑刻的資料上看,保山現存的碑刻反映水利建設的《修東河碑記》《論水碑記》;反映商業發展的存有《新置騰陽會館碑記》《增修辛街碑記》;反映保山教育文化事業發展的有《新捐隆江義塾碑記》《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廟學記》,乃至民國時期發展實業、修橋鋪路、公告判決的碑版和到新中國成立后隆陽區內重大事件的碑刻等,他們都是歷史留下的珍貴禮俗文化產物。碑刻上的文字與圖像,蘊藏著文字、書法、繪畫、雕塑、歷史、考古方面的珍貴資料,不僅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古人留給我們穿越時空的密碼。文:字相禹 圖:范南丹

    責任編輯:錢秀英 編輯:段紹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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